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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仲苞也到上海，细细考究起来，才知道这位管事的倒也没有荒唐亏空，拿着东家的生意也很当事，外头又并不瞎应酬，虽在上海，连堂子里的酒都少吃，戏馆里的戏都少看，那租小公馆包倌人拼大姐更是没有的事，却只平生最会算小，无论甚么事，都要打打算盘。这纺织厂他管了也有好几年，当了这么样大管事的，他连纸张、灯烛、茶叶、水烟都不肯稍为浪费，厨房里是轻易不肯添菜。每月厂用比前手管事的要省了好多，就是串头秤底都要替东家算到，不肯叫东家吃亏。因为近来保险长了价，比前期的差了好些，他定要照原价，那家保险行不肯答应，他又去找了几家，虽然也些须有点低昂，但比那前期的价总觉相去悬远。这纺织厂不是一万两万的生意，这里头进出的数可也不小，他总舍不得答应。这时候，前期的保险已经限满，后期的保险又因价钱没有讲定，还未出单，他的一个副手也曾劝过他，说这保险的事是一天拖不得的，不要惜这点小费罢，再不然先保个半年三个月，到那时再看光景也好。他总不肯叫东家花此冤枉巨款，游移不决，只想那些保险行贬价俯就，而且以为天下哪有这种巧的事体，这几天里头就会出乱子不成。哪知天下竟有这种巧的事体，就在这几天里，竟出了这个乱子，几百万的本钱付之一炬。他想这就娄身碎骨也填还不了东家，只好学那些保国忠臣把国家的大事弄坏了，临了照死塞责，还要博个成仁取义的美名呢！

    这罗仲苞不独在上海开了这个纺织厂，宁波、广东、汉口、天津、香港、澳门，皆有他的庄号。每处总有一二百万的生意，他那赀财不独人家不晓得他的细数，就连他自己也弄得糊里糊涂无从计算。洋商里头信服他的也很不少，平时只要他招呼一声，数十百万咄嗟之间可以立集。这厂虽然被烧，他觉得收拾余烬，重整旗鼓也还不难。哪知道铜山西崩洛钟东应，他宁波庄上一个管事的人也还诚谨，只是胆子太小，听见上海这个纺织厂失了事，想这下子不知要吃多少亏，这个宁波的庄子恐怕也站不住，万一倒了下来，必定要带累我下班房坐监牢，弄的不好还要吃板子都说不定。这么一想真正十分可怕，连他的娘同老婆、儿女都不要了，搭了轮船溜之大吉。这些伙计见管事的跑掉，也都趁火打劫，卷了些银钱，各自去投路。这个庄子也就同那些防边防海的梁子一般，还未曾望见敌旗寇舰，就先不战自溃。那广东坐庄的一位，还是靠这罗仲苞抚养成人的一个侄子，他听见这两处的信息，就把资本汇运出洋，家眷也搬到香港，自己却出头请官封闭。这三处不到十天皆成了一个土崩瓦解的情形。天津、汉口也就支持不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