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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荡的。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雪粉变成了鹅毛大雪，狂风怒号。月台上只有一盏灯还亮着，为孤零零的旅客划出一个鹅黄光圈，顺带照亮了钉在柱子上的钟。六点五十分，从里昂来的车还有四十五分钟才到，布达佩斯的慢车遥遥无期。

彼得在想他的父亲。他越是仔细地回忆父亲的点滴，就越发肯定自己现在的境况是父亲一手造成的。然而彼得已经无法清楚分开克格勃和父亲了，克格勃就是父亲，反之亦然。是怎样的父亲才会教年幼的孩子监视、窃听和撒谎？怎样的父亲会掰掉孩子们的棱角，把他们削尖，劝他们互相残杀？

风拉扯着彼得的大衣，他发着抖，弓起肩膀，双臂环抱着自己，挣扎着抓住迅速流散的暖意。偏偏在这个时候，河湾旁边那栋白色“达恰”的样子清楚地在脑海里浮现出来，白色花岗岩在夏日暖阳里闪闪发亮，像讥讽似的。

安德罗索夫一家给他的不是照顾，而是不加掩饰的监视。为了防止外派到铁幕另一边的克格勃军官叛逃，奥尔洛夫上尉唯一的孩子当然要交到另一个克格勃军官手上。要是父亲真的没有回来，他们的公寓就会被没收，继而清查，那些曾经给菲利克买过糖果的反间处雇员会闯进门来，砸毁母亲的钢琴，撬起地板，割开床垫和沙发，寻找奥尔洛夫一家是帝国主义走狗的证据——而且他们百分百会找到的。等彼得想明白这件事的时候，也已经学会保持沉默了。

办公室的门开了，灯光淌到水泥站台上，列车员站在那里，仍然穿着那件不合身的马甲，一手扶着门，另一手拿着壶嘴冒烟的搪瓷茶壶。彼得和他对视了一会，两人都有些尴尬，因为他们谁都不想接近对方，但列车员的责任感迫使他拯救这位快要冻僵的旅客。

“还是进来坐一会吧，先生。”列车员疲惫地叹了口气，就像劝小孩不要继续在泥地里打滚。

彼得什么都没有说，站起来，拉紧大衣前襟，踉跄了一下，走向流泻出热量和电灯光线的办公室。列车员指了指一把放着格纹软垫的木椅子，彼得听话地坐下了，双手交握放在大腿上，一动不动地盯着桌布上的茶渍。列车员关上门，拿着茶壶回到桌子旁边，重重地在彼得对面落座，椅子嘎吱一响。

“冷得厉害，是吧。”列车员往旅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