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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权益，已经利用闲暇时间了解过相关信息。这其实很出乎符舟想象，与多年前的于兰实在太过不同。

于兰说：“这并不代表我曾经没有遭受过伤害，但我不希望更多人经历同样的噩梦，我也想为了你去努力寻求改变。”

已经不能用感动来形容这份心情，但平权运动如今是在刀尖上行走，许多别有用心之人时时利用它来谋取利益，导致了解不深的群众对它颇有微词。这条路必定会走得十分辛苦。

但于兰很坚定，她表示大众对此的负面情绪是因为LGBT平权运动正处于“进行时”与“发声期”，相对以往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娱乐文化也在逐渐开始消费此话题并且国外各个政党派系都乐于借此争取人气支持。如此鱼龙混杂的繁复现状导致误解是不可避免的，但一切权利需要靠自己去争取。

争取合法权利的过程痛苦且漫长。对于他们的努力，部分人表面持中立态度实则行反对之事，他们因为自己恰好幸运的站在“主流”的阵营而去抨击或侮辱，但世事无常，怎么能够肯定自己始终拥有这份幸运与“多数人”为伍？

这个群体在生活中、职场中遭受歧视的事件不胜枚举，甚至直到2001年修订之后，同性恋才不再被列为精神疾病。

于兰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遭受这样的痛苦，她和一群经历相仿的父母们并肩作战，在符舟知晓以前，已经联名提议制定反歧视法案，并主张同性婚姻合法化。

就符舟对婚姻的单纯理解，认为他和苏融的感情并不需要这一纸婚书来证明，也许是从小所看绘本以及书籍的影响，他对婚姻的观念始终抱持着浪漫的态度。以前他曾对苏融讲起一个看过的故事，“他在壮美山河的见证下向他求婚，自始至终没有得到法律的见证，但彼此都自称是已婚人士，坚定着只此一人的忠诚。”

但法律其实是对欲.望进行约束后以寻求群里利益的最大化，既然如此，同样为这个体系做出了奉献的人当然也应该受到它的保护，也应该享受正当权益。基于这个认知，于兰考虑得更为现实，“我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到台湾大学的法国籍退休教授毕安生，他在相濡以沫长达三十五年的同性恋人病危之际无法参与医疗决定，并且爱人留给他的大笔财产都被对方家人做了转移。”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