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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但总是猜不透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白深和路浔看望了李恪回大本营的路上，恰巧碰见一个记者被沙比哈欺负，可能是拍摄记录被当地人发现，惹怒了这些雇佣兵。

这样的事情他们经历得不少了，两人软硬兼施地把记者给救了下来。

这个记者看起来有四五十岁的样子，一副欧美人的面孔，拿着相机和笔记本。

“你还是文字记者？”白深用英语问。

“对，二十几年前就是了，”记者回答，“那时候我还没有相机，只能记东西。”

“二十几年前？”白深有点儿惊讶，“这么长时间。”

“是，上帝保佑，”记者笑道，“我做战地记者那么多年，竟然还能活到今天。”

路浔看着他笑了笑：“战地记者和翻译常常在战争中被劫作人质，您一定十分聪明，才能次次都化险为夷。”

“可能上帝对我的新闻不感兴趣吧，”记者说道，“25年前，我遇到过一位同乡的刑警，他善良正义，可老天还是带走了他，这是我从业这么多年遇到过的最令人惋惜的事情。”

路浔没说话，看着他轻轻浅浅地笑了笑。

“我认识一个人，和你说的很像，”路浔说，“他为了执行任务英年早逝，也是25年前。”

“是吗？”记者说，“美好的人们一定在天堂相聚。”

谈到这个话题，气氛变得颇有些凝重。

白深随便找了个新话题：“您是欧美人吗？”

“不，我来自澳洲，墨尔本。”记者说。

听到这话，白深还觉得有点亲切，正想说“我以前在那里念过书”，话到嘴边又突然噎住。

他记得路浔说自己小时候家住墨尔本，而这位记者则说和那个英年早逝的刑警是同乡。

25年前，墨尔本，国际刑警，献身任务。

一切都那么巧妙而戏剧地重合起来。

路浔皱了皱眉头，看向记者，想开口问什么，才发现自己对那个素未谋面的父亲几乎一无所知，最后只好从钱夹里掏出照片：“你还记得他的样子吗，是不是这样？”

记者凑近来仔细打量了一番小小的照片，才抬起头：“你也认识他？”

路浔垂下了手，扯出一个牵强的笑：“认识，他......是我父亲。”

记者看着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