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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法家为求生存,不得不和儒家合流。有一个词，想来后世的都会很熟悉，儒皮法骨,说得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这样一个特殊现象。自秦统一以来，律法通行于天下。乃至于后世,大凡统一的强盛王朝都有着自己的律法。儒家再怎么闹，依旧在律法的框子中。最多,就弄出一个亲亲相隐这样叫林瑜万分恶心的东西，就这样,这么一条也得放进律法之中。

在国中实行依法治国其实不像后世想象中的那样缺乏土壤，真正的问题在于三纲五常，在于儒家存在着政教合一的现象。三纲五常以林瑜现在的位置,暂时还动不了,只能从律法上想办法，一点点削弱这一理念的影响力。比如,林瑜授意编制的汉律中，就承认女子的继承权、财产权、允许离婚以及允许女子单独立户等等，挑战的就是夫为妻纲这一条。下一步，就是父为子纲，最后，便是君为臣纲。

纲常这样的东西因为涉及到了千百年来百姓的思想习惯，贸然推翻容易引起社会动荡，是以只能这样慢慢的来。随着教育的深入，识字率的增加，想来这些都会随着人们思想的觉醒而改变。但是，儒家习惯于政教合一，以学问论人品、继而以学问论真假是非，乃至于以学问论政策政绩，这种流毒无穷的脑回路林瑜绝对不能忍。

因为这样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党争。如果能求同存异还好说，但是林瑜相信他们绝对不是这样的谦谦君子。只打败了对手算不上胜利，将对方所有的政策全部推翻再踩上两脚才是。他们才不会管这样的政策对国家对百姓是不是有益，只在乎对面的人是敌人，只要是敌人的那就是全盘错误，最现实的例子就是故宋时期的王安石变法。

前明的时候其实是吸取了这样的教训的，但是明末之时因为当时的政治体制跟不上资本主义的萌芽，那些大商人因为地位低下只能买通读书人来表达自己的诉求，结果就弄出了东林党这样读书人和商人勾结在一起的怪物。

后世之人都知道商税才是一个国家税收的重点，但是明朝是没有商税的。天启皇帝数次想要征收商税以充盈国库，于是，提一次就被大臣骂一次与民争利，只能重用魏忠